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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北邙岭上外婆家(散文)

来源:小说网 日期:2019-12-23 分类:写作经验

(一)

从城市下放农村,落户娘家是母亲唯一的选择。

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南石山。用豫西的方言说出来,那个南字,先挑上去,拖一个长腔,再落下来。像豫剧的念白。

七岁那年,我听不懂豫西方言,村里人也听不懂我说话,我说一口武汉话,他们都喊我小南蛮子。母亲和外婆的对话,我听起来就像豫剧《朝阳沟》里的台词。那些年,收音机里几乎天天都在播,栓宝银环的故事家喻户晓。

外婆把一所老院子的中院借给我们,一株皂角树的浓荫遮蔽了半个院落。树荫下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卧室,另一间是粮仓。山墙边还有一块空地,便加盖了半间厨房。

皂角树结出的皂角,要等到落地才能捡,外婆千叮咛万嘱咐,不能碰这株树,它身上有神。外婆三寸金莲点着地,在树下絮絮地念叨,大襟的褂子,挽起的发髻,神秘的表情,像电影里的神婆婆。我不敢靠近皂角树,即使熟透了落地的皂角,我也不敢捡。树身上那个巨大的、丑陋的树瘤,时时刻刻在盯着我。母亲安慰我,说树上住的是神不是鬼,神是来保佑好人的。可是我哪里分得清神和鬼,没有面目和身形,隐蔽于枝叶之间又无所不能,总是令人恐惧的。

母亲收起自己的皮鞋,换上布鞋。每天,她扛着锄头或是拿把镰刀,去井台边集合,与一大群带农具的人听生产队长的派活,去东地或者南坡,做应季的农事,除草或是收割。她戴顶大草帽,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穿宽松的土布衣服。她是个农民了,要挣工分养活我们。工分多可以多分粮食,她要减轻仍然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负担。除此之外,她还应下了记工员的差事,她的字写得又快又漂亮,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母亲没有收走我的皮鞋,也没有给我换衣服。她说,你得抓紧穿,转眼就小了。我穿着和村里同龄孩子不一样款式的衣服,粉色的灯芯绒裙子,丁字小黑皮鞋,走过坑洼不平的村道,听见议论声在身后响起。小南蛮子这个绰号没有歧视的成分,同龄孩子的脸上带有些许羡慕。

起先我们母子三人是挤在一张大床上的,母亲搂着弟弟,我睡在他们的脚头。冬天这样很暖和。豫西北邙岭上的冬天和我从小生长的南方有很大的差别,北风尖厉。夜晚风门被呼啸的北风拍打,母亲披衣起床去重新插牢,返回来帮我掖紧被头。后来母亲觉得我大了,应该拥有自己的小床,便央人帮助打通了两间屋子的隔墙,在装粮食的几个瓦罐边上为我搭了一张小床。窗子正对着皂角树,树枝的黑影,浓重地罩住我的小窗。我常常在这样的夜晚,把白天做过的事情在小脑袋瓜里回放一阵子。简单的事情也往往有着简单的好坏标准。哦,我懊恼地想起今天又偷偷地拧了一下告状的弟弟,神一定看见了。我拉上被头罩住脸,闭紧眼睛快快入睡,这是逃开的最快办法。

我不主动和人说话,不得不说的时候,母亲是我的翻译。她常常不耐烦。在帮助我完成交流后,母亲叮嘱我要快一点学会听和说。我要去村中心学校上学,听不懂老师的讲课,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母亲当然是焦急的。早晨,在院子的皂角树下,她给我梳头、编辫子。她用梳子表达她的急躁,我的头皮被她扯得生疼,两根辫子紧绷绷,她说辫得紧可以多管几天。我通常含着眼泪坐在院里的小饭桌边,桌上的黑馒头又令含着的泪簌簌下淌。母亲终究是不忍心了,她返回屋子,从吊在房梁上的一个篮子里,取出一个白馒头,递给我,说,得学会吃粗粮啊,我的小姐,细粮不够的。在南石山,我认识了很多颜色的粗粮馒头,白色的是小麦,黄色的是玉米、褐色的是荞麦,褐红的是高粱,纯黑色的是红薯。我知道浅色的馒头比深色的口感细润,好嚼好咽,逢年过节或是生病了才能放开量吃白馒头。

母亲在小厨房蒸馒头的时候,我站在一边看。我看见红薯面粉明明是灰白的,从笼屉里蒸出来就是黑的了。母亲隔几天蒸一次,每次都要蒸四个白面的,她细心地把白色面团揉成圆形,不像那些黑馒头是不讲究的长方形。我和弟弟都喜欢看母亲揭笼屉盖,我们像两只小雀一样,叽叽喳喳围着她,热气氤氲中,白馒头像乐呵呵的小胖子,挤在一堆黑孩子中间。我们姐弟俩当场就能一人分一个。我们捧着,怕烫,就用两只手轮换,又不停地吹它的热气。这场景更像游戏,手捧细软白馒头的快乐超过了将它吞咽入腹。母亲却舍不得吃,余下的那两个,藏在篮子里,等我和弟弟委屈的时候用来抚慰我们。

中午我们能吃上白白的蒜汁儿捞面,母亲收工回来就在小厨房的案板上擀面条,弟弟剥蒜,我用蒜臼捣烂成泥。起初我干不好,蒜瓣儿很调皮,总往外蹦,久了就老练了。若是再从屋外瓦盆里种着的几株辣椒苗上摘两个小青辣椒,也捣成泥,拌在面里,有清新的鲜辣味儿,捞面就更好吃了。

住在后院的堂舅妈提醒母亲,她说,妹子呀,你不能做得太好吃了,孩子们的肚子是无底洞,不能惯着,天天吃细粮捞面,你真不会过日子,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你咋办?

我竟然听懂了堂舅妈的话。看来母亲对于我听不懂方言的忧虑实在是不值一提,一个孩子接受语言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而关于粮食、关于她的孩子们每天吃什么才是母亲长久的忧虑。

那时候我不懂母亲的忧虑。我能够和村里的孩子们自由交流以后,常常炫耀自己家里的吃食,有时候我还能拿出一块来自武汉的点心,长途邮寄已经使它很硬、不新鲜,但仍能引来羡慕的目光。我站在一株树下,把点心掰成小碎块,让围拢上来的小伙伴们分食,然后他们怂恿我再回家拿。作为回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是这个小群体的首领,他们拥戴我、巴结我,直到新的事件吸引走他们的注意力。

逢上父亲回来休假,母亲会选择农活不忙的一天,做大米饭、炒菜、煨汤。我们恢复南方的饮食习惯。我和弟弟像过年一样,闻着久违了的熟悉味道,兴奋得想哭。前院和后院的堂舅堂舅妈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更是围在我家门前,像看戏一样,看一出他们陌生的戏。他们只看到了前台的节目,我在夜晚,听到了幕后的台词。

那是父亲和母亲的对话。他们喊我一声红儿,我不应答,我知道这是在测试我是否睡着。我不像弟弟,这只小猪,早已睡得不省人事了。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皂角树的影子。住在树上的不论是神是鬼,今晚我都不再害怕,今晚这屋里有父亲。

许是父亲在帮母亲揉肩,因为他们谈到了挑水。母亲每天要从几百米外的井台往家里挑水。她爱干净,院落房间都整洁、没有灰尘,我们姐弟也保持着每晚洗脸洗脚的习惯,我们甚至还经常洗澡,这在缺水的豫西是一件稀罕事。作为代价,母亲常常肩膀疼痛。

后来他们又谈到了粮食。母亲让父亲猜每亩地各种庄稼的产量,地质工程师哪里知道这些。母亲说话的口气很像个老农民了,小麦、玉米、谷子、红薯,母亲一样样地数着,像数院里的鸡、圈里的猪,或者她献给大地田野的一个个日子。

我知道我家每年分到的粮食中红薯最多。我们在深秋收获红薯。深秋的早晨,田野已经十分寒冷,红薯叶子被霜打过,我冻得瑟瑟发抖,跟在母亲身后捡红薯。或许是因为红薯粗贱高产,生产队的分配方式也是粗犷的。一片地,指定给你家,刨出来的便都归你。堂舅站在我家地头一看,说,估计有三千斤吧。母亲便叹息,看着她刨出来的这么多红薯,发愁怎么运回家,若是小麦有这样的产量,日子该多好。但我们仍然没有浪费,每一个红薯都被我们艰难运回。母亲借来了架子车,我们一车车地运。土壤被刨翻得虚松不平,轮子陷进土里拉不出来,母亲往手心啐一口吐沫,搓一下,拉紧车把,咬住牙、屏住气,像一头发狠的牛。车轮终于从土坑出来。我和弟弟拍着手在路边欢呼。下坡路,母亲被重车推赶着一溜儿小跑,我牵着弟弟在后面追。我看见鸟雀从田野飞过,如果我再大几岁,或许我知道那是一只只鸟妈妈,它们在觅食、衔草,搭建过冬的巢,哺育幼雏。

母亲说,小麦产量低,细粮不够,红薯是最后的防线。但我们姐弟的胃似乎不接纳这种在今天被冠之以最健康食品的东西,我们胸口发烧,吐酸水。只要换吃白面或大米,症状又立刻消失。母亲打算用地窖里的红薯再去换一些大米,是去黄河边种稻子的地方换,那儿不种红薯,有些人家也许稀罕,但是交换的条件十分苛刻。

我听见父亲歉疚地叹息。在他们的絮语中我渐渐睡去,在梦里做一道算术题。

乡村小学的算数课堂,老师的例题永远是计算小麦的收成:每亩地产一百二十斤,三亩地收多少?每亩地产二百斤呢?

母亲在检查我的作业时叹口气,哦,要是真的这么涨上去,多好。

……

以为能够住很久,父亲从遥远的南方老家运来了几件家具。我记得小舅舅拉着架子车从二十多里地外的火车站帮我们运回家具时,一群半大的孩子从村口一直跟到院子。这在村子里也是件稀罕事儿,没有人家以这种方式添置家具。其实不过是一个两门立柜和一张写字台。父亲又自己动手把立柜的木门换成了两面镜子。屋子顿时明亮了。一束阳光从门口照进来,镜子接住了光,又侧身把光线送到我的小床旁,被皂角树遮蔽了光线的小角落里,连盛放粮食的瓦罐也一下子亮堂了。

两间屋子里,母亲最关注的就是这几个瓦罐。它们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那里放着各类面粉或者是豆子。瓦罐是满的,母亲的脸就是晴朗的。

春天的果园,桃花开了。稀疏的桃树林里种了豆子。母亲在桃园干活时,会偷偷捎几枝桃花回家。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唐三彩花瓶,插几枝桃花,放在淡蓝色的窗帘后,打开灯,站在窗外看,像一张镶了镜框的画。母亲低头插花,我和弟弟在一旁看。小瓦数的灯泡,光线昏暗柔和。那会儿母亲洗净了脸,搽了雪花膏,安静、满足,也美,红润的脸像盛开的桃花。

(二)

外婆的院子里种了几盆花。最多的是凤仙花。

但外婆从不把它们叫做凤仙花,她说,一把指甲草,粗粗贱贱的,哪里那么娇贵,叫什么凤仙花。

夏天,凤仙花开出大红、粉红的朵儿,很是艳丽。外婆把它们摘下来,在大蒜臼里加明矾后捣成泥。晚上,给家里的女孩儿们染指甲。

鲜嫩的花朵被外婆从枝头掐下来,真像是掐一株草或者墙角架子上的豆角。

逢上染指甲的夜晚,我便留宿外婆的屋子。挤在一张床上的还有大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我的八根手指尖被纱布包住,两根食指是不能染的,据说,若是染了食指,鸡啄狗咬。

经过一夜的包覆,花朵的色素渗透进我的指甲。像在宣纸上作画,指甲边的皮肤也浸染成红色,若是花泥放得太多,则整个手指肚都是红的。

凤仙花是草本,每年都要下种。外婆总是留下最艳的那些花,不采,长种子。夏末或初秋,种子熟了,她用一张小纸片,把黑芝麻一样的种子包好,随便塞进一个墙缝里。

我跟在外婆的身后,我担心那种子到了来年春天,找不到了怎么办。或许应该像对待小麦的种子一样,严密、严肃。

但是外婆是个固执的人,她说,粗贱的东西不会丢。

粗贱。外婆巴不得她的院子里什么都是粗贱的。粗贱的粮食产量高、粗贱的花朵开得稠密、粗贱的孩子好养活。

我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外婆的娘家,曾因偶然得到一幅唐伯虎的画。某天,村道上走来两个人,说是收古画的。外婆的父亲便将那画拿出请人鉴别估价。那两个人说此画是赝品,不值什么钱。外婆的家人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毕竟庄稼人不做书画生意。但是此后不久,那幅画却失窃了。没有任何破坏的迹象,贼像取自家物品一样,准确地拿走了它。一次镇静的盗窃显示了贼人深远的计谋和暗藏的凶险。失窃也意味着画儿的价值和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外婆的父亲痛悔不已,从小上过私塾、很是读过一些书的外婆语出惊人:幸亏贼人只是巧取,若是强夺,逃不过家破人亡呀,那画儿根本就不是咱这样的人家能有的。

后来知道那画儿是盗墓得来的,似乎还有人命搭在里面。而外婆的父亲偶然得之,哪里知晓其中的玄机。

这个故事是外婆从娘家带过来的,她讲给她的儿女听,她的儿女又讲给各自的儿女听。我的表姐和表兄弟们都知晓这个故事。

表兄弟们都有粗贱的乳名。外婆像随手从土坷垃里捡一块土一样给她的孙子们取乳名。孬孬、二孬、孬蛋,粗贱到尘土里去了。这些随意的乳名,被很多孩子认用。或者说被祖母们互相借用。村子里叫孬蛋的孩子不下十个,又大多同姓,以至于为了区分,不得不在乳名前面加个住所作为前缀,比如前街的孬蛋、后院的孬蛋、坡池边的孬蛋等等。

其实他们的学名响亮得很。表兄弟们的学名也是外婆取的。外婆看着太阳为她的四个孙子命名,他们依次是旭召、旭升、旭亮、旭灿。从冉冉初露到耀眼夺目。

想必外婆酝酿了很久,从长孙出世,一轮太阳便在她心底扎根,然后徐徐升起,照耀着这个粗朴的农家小院。

外婆每日小脚点着碎步,巡视她的院子。泡桐树开出紫色的花,长得旺盛;一群鸡精瘦精瘦的,但公鸡日日打鸣,母鸡隔天产蛋;圈里的两头猪,一黑一白,吃完最为不齿的食物,拱一身烂泥,偎在墙角打鼾;老黄狗卧在大门口,睡着了,即使有外人进来它也只是抬一下眼皮,农家小院没有需要它看守的家产,它不必过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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